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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围棋史略
 
第一章           围棋起源
中国古代四大艺术:琴、棋、书、画中之棋,指的就是围棋。
《路史后记》中说尧娶妻富宜氏,生下儿子丹朱。丹朱行为不好,尧至汾水之滨,见二仙对坐翠桧,划沙为道,以黑白行列如阵图。帝前问全丹朱之术,一仙曰:“丹朱善争而愚,当投其所好,以闲其情。”指沙道石子:“此谓弈枰,亦名围棋,局方而静,棋圆而动,以法天地,自立此戏,世无解者。”丹朱由尧处学了围棋,据说果真有了长进。(仙话见《历代神仙通鉴》)也有人说是舜作围棋以教愚子商均。按照这种说法,制造围棋,是为了开发智能,纯洁性情的。唐朝人皮日休在其《原弈》一文中则以为围棋始于战国,是纵横家们的创造。他的根据是,围棋“有害诈争伪之道”!就可谓穿强附会了。
在甘肃水昌县鸳鸯池出土的原始社会末期的陶罐,不少绘有黑色、红色甚至彩色的条纹图案,线条均匀,纵横交错,格子齐整,形状很像现在的围棋盘,但纵横线条只有十至十二道,而不像现在是十九道。考古学家称之为棋盘纹图案。
古代夏威夷有一种十一道的类似围棋的游戏。
1971年湖南省湘阴县一座唐代古墓的随葬品里有围棋盘一件,大小呈正方形,纵横各十五道。
在内蒙敖汉旗丰收公社白塔子大队发掘的一座辽代古墓里,挖出围棋方桌,高十厘米,边长四十厘米,桌上画有长宽各三十厘米的围棋盘。棋盘纵横各十三道,布有黑子七十一枚,白子七十三枚,共一百四十四枚。另有黑子八枚,白子三枚空放着。
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村古鞋群中,有一部份为初唐当地豪族张氏的墓葬,保存了不少初唐文物,其中有一幅仕女图,描绘了十一个妇女形象,其中有两个对弈的贵妇,用的是十七道的棋盘。
马鞍山位于柳江南岸的市中心,高达海拔270米,是柳州八景之一。相传古代八仙中铁拐李和吕洞宾两位仙人曾在马鞍山上下棋,至今山上留有一尺多长的仙人足迹和“棋盘石”、“仙人洞”等。柳宗元游览此山后。在《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文中说:“始登者得石坪于上,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可弈。”有人据此认为唐代流行十八道的围棋。然按文理,“可弈”的棋盘大概不等于常规的棋盘。
这些只是众多考古新发现中的几件古物,但足以说明几点:首先,围棋在原始社会时,已具雏形。纵横交错的棋盘图形已经基本形成。其次,从出土棋盘的十、十三、十五、十七直至今天通用的十九道线的发展过程看,围棋不可能是某一个人某一天里突然创造出的奇迹,而是经过了由简单到复杂,棋子由少到多,着法由单一到多样的发展变化过程。
棋子方面,考古学家从安徽亳县元宝坑一号东汉墓中找到石质围棋子117粒,11.5 毫米见方,厚三毫米,颜色有粉绿和墨绿两种,可见汉魏时期的围棋子仍是方形的。大约到了唐宋时期,棋子才从方形变为圆形。由唐代以后,圆形的玉石棋子屡有出土,如江苏丹阳出土的黑白棋子83枚;淮安宋代杨公佐墓出土黑白棋子50枚等。
1993年第三期《体育文史》杂志发表了杨晓国的《论陵川棋子山与围棋起源》 。文中根据陵川棋子山是我国唯一有天然棋石(棋子的古称)的地方、周武王曾访殷末三贤之一的箕子于“箕子山”(即今棋子山)及围棋包含的一些哲理可能诞生于该地附近为理由,推测围棋起源于殷末周初的山西陵川县附近地区,也可聊备一说。
战争的需要可能也促进了围棋的发展。两汉时己有人把围棋当作兵法,《隋书,经籍志》还有棋谱收入兵书。
据说围棋盘面效洛书,361个交叉点、8个方位星、周边72个交叉点与360周天、8卦、72候相应。棋子扁圆形,上突下平,分黑白两色,象征阴阳。如此说,可真有哲学意味。 
现代人用「弈」字指围棋、象棋、军棋等等一切棋类。其实,最早的时候,「弈」是专指围棋的。东汉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弈,围棋也。从丌、亦声。」丌的古文字为两人举手握棋对局的像形。西汉末杨雄在《方言》中说:「围棋谓之弈,自关而东,齐鲁之间皆谓之弈。」可见,西汉年间,弈已成了围棋的别称。现代仍然称弈的,只有北方部分地区。
 
第二章            春秋、战国时期
弈秋是见于记载的第一位棋手,大约生活在战国初期,由于棋术高明,当时就有很多年青人想拜他为师。他有两个学生:一个诚心学艺,十分专心;另一个大概只贪图弈秋的名气,虽拜在门下,并不下功夫,弈秋讲棋时,他心不在焉,探头探脑地朝窗外看,想着鸿鹄什么时候才能飞来。飞来了好张弓搭箭射两下试试。两个学生同在学棋,同拜一个师,前者学有所成,后者未能领悟棋艺。这小故事说明了专心致志是下好围棋的先决条件。
春秋战国之时,诸子百家各执己见,到处游说,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已经十分风行的围棋开始在诸子的言论中出现,或褒,或贬,或以围棋为例,或直接论述围棋。其中有不少有价值的论点,这对围棋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士大夫阶层最初是瞧不起围棋的。孔夫子在《论语》里说,下围棋的都是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成不了贤人达士,把围棋看做无聊消遣的东西。此观点影响深远,以后有人攻击围棋时,常说些类似的话。
孟子师承孔子,曾说:「下围棋的人嗜好饮酒,甚至能够不顾父母养育之恩,不尽孝敬之义。」他把下围棋算作五不孝之一。不过,《孟子》里还有这么一段话:「学习围棋如果不专心于自己立足的一方并致力于攻克对方,就不能领会围棋的精髓。」这里,孟子不仅承认围棋是门深奥的艺术,必须专心致志才能学会。
以后,围棋的地位逐渐提高。《关尹子》里指出:「射箭,驾车,操琴,学棋,没有一件事是能够轻而易举学会的。」显然,围棋这时已提高到与射箭,驾车、操琴同样的地位了。
第三章           两汉、三国时期
秦代时间很短,未见关于围棋的记载。
西汉时人称杜陵人杜夫子为「天下第一名手。」他棋艺高强,好棋如命。有人讥笑他在下棋上乱花功夫浪费时间,谁知道他却回答说:「我精通了围棋之道,可以弥补孔夫子之不足。」一个封建士大夫,竟敢说这样的话,看来还是位有胆气的汉子。
西汉时,以棋扬名的还有刘去和陈逐。传说,陈逐因陪汉宣帝下棋,讨得天子欢心,后来还得了太原太守的官职。
汉代宫中盛行围棋。据《西京杂记》记载,每年八月四日这一天,戚夫人总要陪高祖刘邦下围棋。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八月四日下围棋成了汉宫中的风俗,晋人干宝在其《搜神记》中说,这天下棋,赢家可以终年有福,输家可能遭疾病之灾,要免除灾难,只能取一缕发丝,面朝北辰星,乞求它赐予长命百岁,给这一风俗涂上了神秘色彩。但不管怎么说,汉代朝野皆下围棋是有据可查的事实。
从总体上看,西汉时期的围棋活动似不广泛。因为到了东汉初年,班固在《弈旨》一书中还说:「博行于世而弈独绝」。六博流行,却不见围棋。
大致到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围棋活动才又兴盛起来。1984年在安徽马鞍山发现的三国时期东吴大将朱然墓中,有一幅两人对坐下围棋的生动画面。
魏国棋家
三国时涌现出大批优秀的棋手。据《三国志?太祖纪》记载,曹操与当时魏国的著名棋手山子道、王九真、郭凯都交过手,棋力即使不在其上,也堪称对手,旗鼓相当。《三国志》中还提到棋手孔桂,曹操见他通晓围棋之道,很是喜爱,让他随从出入。
魏国还有一位大棋家,是「建安七子」之一王粲(can4)。一次,王粲看人下棋,棋局乱了,王粲凭着记忆,重新摆出了原来的棋局。下棋人目瞪口呆,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用布把复盘的棋局盖起来,请王粲再重摆一遍。王粲胸有成竹,第二次摆出了打乱前的棋局。下棋者揭开罩布,两下一对,不错一子。
曹丕(pi1)当了魏国的皇帝,对骁勇善战的弟弟曹彰存有戒心。为消除后患,有一天,曹丕邀曹彰到卞太后宫中下围棋,边下棋边吃着枣儿,兄弟情义融融。其实,曹丕早已在一些枣儿里下了毒,自己拣好的吃,曹彰却识不出好坏。不多会,曹彰中毒。卞太后见状惊恐万分,赶紧喊人弄一罐水来。但文帝已事先命人打碎了所有水罐。一时太后宫中乱作一团,太后不知如何保住爱子性命,赤足奔至井边,然而无法汲(ji)水,曹彰终于暴死在卞太后怀中。
蜀国棋家
三国之中,蜀国下围棋的人相对少些,但也不无名家。《三国志.费炜传》中说,费炜很喜欢下围棋。后主延熙七年间,魏军大举侵犯蜀国,费炜率兵抵挡。当时,形势很紧张,敌人大兵压境,蜀军随时都有战败的可能。费炜却指挥若定,稳坐军帐之中,与光禄大夫来敏专心致志地下围棋,很有大将风度。据说,在这战乱之秋,费炜常下围棋,劳逸结合,从不影响战事。
吴国棋家
在吴国,围棋流行的程度不亚于魏国,甚至还出现号称「棋圣」、「弈圣」的严子卿(qīng)、马绥(suí)明。
吴国上层人物中,好弈者甚多。孙策、吕范、诸葛谨、陆逊等都是围棋好手。《三国志.吕范传》上说:吕范攻打山越回来,准备向孙策汇报战绩。孙策并不让吕范站着干讲,两人是一边下围棋一边谈论战事。 诸葛谨和陆逊这两位棋迷则一急一温,性情差异很大。据《三国志?陆逊传》记载,吴嘉乐五年时,孙权令陆逊和诸葛瑾率军攻打魏国的襄阳。因军情泄露,形势严峻。诸葛瑾有些紧张了,坐卧不安,更无心对弈。陆逊则不然,依旧不慌不忙地下棋。
围棋在吴国风行,最后竟使孙权的儿子孙和紧张起来,因为他的幕僚如蔡颖等一班人常因下棋耽误公事。为此,孙和特地找来一个叫韦曜(yào)的文人,命他写了篇《博弈论》,批评这些下棋误事的人。文章说,当时的人大多不讲究孔孟之道,却喜欢围棋,荒废了事业,忘记了饮食休息。为在棋局上争一雄雌,绞尽脑汁,甚至可以夜以继日,弄得身心废瘁,事业放着不管,客人搁着不招待。虽有美味佳肴,优雅音乐,都无暇顾及。文章说,这不符合孙吴的治军之理,也不符合孔孟的为人之道。围棋风行到这种程度,名手自然越来越多,精彩的对局也随之出现。以后,好的对局慢慢被人收集起来形成集子,一代一代的流传下来。
汉、三国期间,还出现了一些有关围棋的专著。此等专著,以东汉著名史家班固的《弈旨》为最早。
班固指出,一个好棋手要有「苏、张之姿,固本自广」方能使「敌人恐惧」。此外,也要有全局观念,计划要周密,「有似夏禹治水之势」。否则「一孔有阙,坏败不振」。班固的学生马融,也写了一篇《围棋赋》,他说,围棋的胜负策略,犹如头发那样细微;黑白双方的布局,则象麻那样错综复杂。他认为,攻守各有法则,守要坚固,攻则应前后呼应,上下联络,不能「唐突」。否则敌军将深入自方,杀子占地,自己的棋子就会处于上下离异、四面隔绝,围包不住、梗咽不畅的状态之中,这就很危险了。
与马融同时的李尤,也有一篇专门论述围棋的短文《围棋铭》,短短三十二个字,就使围棋对局跃然纸上,栩栩如生,铭中写道:「诗人幽忆,感物则思,忘之空闲,玩弄游意,局为宪矩,棋法阴阳。道为径纬,方错列张。」精通棋艺棋理的黄宪,曾撰有《机论》,专门论述围棋的虚实形势。他所说的「机」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布局,那时黄宪已提出,布局要着重解决虚实问题,布局好,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才能取胜。这一理论为我国围棋布局的战略思想奠定了基础。
「建安七子」中的应玚(chàng也写过围棋专着,他的《弈势》至今仍保存完好。文中论述的围棋临局争斗时的得失,很有见地。
汉魏三国时,也有一些反对围棋的议论。这些议论大都沿袭孔孟的偏见。西汉人贾谊说:「失礼迷风,围棋是也。」他觉得封建等级制和帝王的尊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礼教是治邦安民之本。然而当时围棋风行,上至君王大臣、下至平民百姓,都被围棋迷住了,一下棋往往就忘了尊卑,失了「礼」。因而他认为围棋是迷乱风气之物,不足取。还有一种看法,如西汉刘安在《淮南子》中提到,下围棋太浪费时间,如果用下棋的时间去读书求学问,「闻者必广矣。」
其实,下围棋只要下得适度,非但不浪费时间,而且能够启发智力,磨砺思维,加强人们彼此间的情感,因此那些反对的言论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围棋的发展,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棋艺的提高,一是棋盘的改进,二者互动。围棋纵横十六道线的棋盘保持了相当长时间,但我们现在使用的十九道线,三百六十一路棋盘出现于何时(有说是两晋南北朝时期),尚无定论。
《孙子算经》上有句话:「今有棋局方十九道,问用棋几何?答日:三百六十一。术曰:置十九道,自相乘之,即得。」近人论证《孙子算经》可能是东汉时的作品,那就是说,东汉时围棋盘已是纵横十九道了。东汉人马融、蔡洪在《围棋赋》中,有「棋鵻zhuī」、「五岳」的名称,间接支持了这种推断。
但三国时魏国邯郸淳的《艺经》里写着,「棋局纵横各十六道,白黑棋各五十枚。」
棋局的大小关联到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一局棋:《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的真伪问题。这一棋局见于来人李逸民编的《忘忧清乐集》,是在纵横十九道的棋盘上展开的。从清人钱大昕开始,就有人质疑其真实性,百余年来争论不休。我们认为,棋盘的变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这种变化要被所有的棋手认可,不可能在一时一处完成。新形式总是由局部到全面,逐渐推广完善的,而老形式也不可能一夜间在地球上完全消失。我们可以这么设想,纵横十九道围棋盘,最早出现于东汉,完成于隋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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