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围棋，不能神话，也不能矮化。正确认识围棋价值的出发点，应当是“国艺价值观”。所谓“国艺”，就是与国家民族有深厚渊源，上升到国家层面，能够反映民族精神需求的艺术和技能形式。儒家开始只承认“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没有围棋。战国时期的道家学派人物关尹子把“射”、“御”、“琴”、“弈”称为“四艺”，在当时是骇俗之论。到魏晋时人们对“艺”有了崭新的认识，突破了儒家历来只重“六艺”的传统，把围棋纳入“艺”的范围。曹魏时期邯郸淳《艺经》专立围棋一条，时称围棋为“巧艺”，“握众巧之至权”，围棋从此登入“国艺”的殿堂。事实证明，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也只有“国艺”一词才能相配。

 

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一些人认为围棋不过是一种智力游戏，把围棋看作叫“小数”、“小技”、“小道”，最典型的莫过于儒家代表人物的看法。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意思是说，整天吃饱了饭，什么事都不想不做，下下棋还算是好的。这里，对围棋虽勉强肯定，但不过是饱食终日者的益智消闲活动而已。孟子则直接视围棋为小技、小数。《孟子•告子上》有一段：“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致志，则不得也……”

 

这些言论看起来似乎是有道理的，但究竟是不是符合事实，是不是准确地揭示了围棋的真正价值，是不是客观地反映了围棋在国家、民族精神生活中的地位作用？这就需要进行分析思考了。对此，我们至少可以提出四个方面的问题。

 

 

据目前掌握的史料统计，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君王）中共有47位喜爱下围棋，其中开国皇帝（君王）就有16     人，包括汉高祖刘邦，魏太祖曹操，吴大帝孙权，晋武帝司马炎，唐高祖李渊，宋太祖赵匡胤，明太祖朱元璋等。还有一些著名的皇帝如唐太宗李世民、宋太宗赵匡义、明成祖朱棣和清康乾盛世的三位皇帝康熙、雍正、乾隆等也都喜爱下围棋。进入近现代中国，孙中山先生、毛泽东主席都爱下围棋。胡锦涛主席不仅懂围棋，而且十分关注围棋的发展。历史上重臣、名将、高士喜爱下围棋者灿若群星，比如诸葛亮、关羽、曹植、陆逊、谢安、杜甫、自居易、杜牧、王安石、欧阳修、苏轼、范仲淹、陆游、文天祥、刘伯温、唐寅、袁枚等等，在围棋史上有名者就有350余人。近现代以来喜爱下围棋的各方面名人更是不胜枚举，比如曾国藩、左宗棠、袁世凯、段祺瑞、黄兴、蔡锷、李宗仁、白崇禧，我党我军领导人朱德、陈毅、李立三、谭震林、邓子恢、叶飞、张劲夫、方毅，著名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程潜、阿沛•阿旺晋美、费孝通，科技文化名人李叔同、杨振宁、钱伟长、邓稼先、金庸等等。

 

这种现象在人类智力博弈史上是罕见的，说明围棋与社会精英的素质修养和人生志趣有着内在的深层联系。

 

 

围棋的产生与帝位的传承相联系：晋代张华《博物志》说：尧造围棋，以教丹朱；舜以子商均愚，作围棋以教之。

 

围棋与古代的宫廷斗争相联系、：刘邦与戚夫人下棋，是吕后对戚夫人不满的重要原因；曹丕为争嗣位，弈棋时下毒害死弟弟大将曹彰。

 

围棋与国家的统一相联系：蜀汉诸葛亮南征，将围棋带入云南，又从云南传入西藏，发展成为藏棋；晋武帝司马炎在下棋时确定伐吴统一大计；唐李渊在对弈时定下反隋起义决心。

 

围棋与重要的战争相联系：三国时期吴魏襄阳之战，主将陆逊在不利的战局下弈棋稳定军心，得以全师而退。东晋与前秦淝水之战；东晋谢安、谢玄下棋赌墅，成为大捷前奏；中国革命战争中，井冈山时期的艰苦环境里，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曾经在八角楼下棋，至今那里还摆放着他们曾经用过的棋桌。毛主席深知棋理，他的很多谋略是用围棋术语来表述的，《毛泽东选集》中有多处提到围棋。

 

围棋与文明的传播相联系：围棋在三国时传入朝鲜半岛，十六国时传入印度，魏晋唐时传入日本，十二世纪前传入越南，与亚洲特别是东南亚主要国家文明的发展密切相关。当今时代，美国总统奧巴马首次访华送给胡锦涛主席的礼物就是一副围棋，使围棋成为大国外交的某种媒介。

 

这说明，人类的政治、军事实践活动包含着智力博弈的深刻内涵，围棋作为高层次智力博弈活动，自然成为这种关联的载体和见证。

 

 

围棋的形态、着法、规则在所有脑力竞技中最接近军事，凝聚着人类的军事智慧和战斗精神。围棋所展示的黑白，“围而相杀“，就是战争、战场、战斗在棋盘上的演绎。东汉马融在《围棋赋》中讲到”略观围棋，法于用兵，三尺之局，为战斗场”。东汉班固著《弈旨》认为，围棋“四象既陈，行之在人，盖王政也”，最早提出围棋与帝王之术的联系。唐朝王积薪的《围棋十诀》阐述弈棋的战略思想，产生巨大影响。北宋《棋经十三篇》更是直接模仿《孙子兵法》撰写，将棋理与兵法相提并论。目前已知的古代围棋理论著作大约有30多种，其中大部分涉及围棋与治国洽军的关系。清代名士尤侗对这种现象有一个经典概括：“试观十九行，胜读二十一史。”

 

这些都说明，围棋与人们的战略思维和治国治军之道相通，有高度的相关性。

 

 

围棋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与弈者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感悟联系在一起。东晋时期，擅长清谈的和尚支遁创造“手谈”一词来称呼围棋。东晋名士王坦之把围棋称为“坐隐”，围棋成为朝隐者追求心神超逸的绝好工具，即使身处庙堂之上，犹如栖遁山泽之中。围棋作为一种静文化，从中产生出多少对人生对社会无穷无尽的思考，不仅对于个人修身养性，而且对民族社会的群体心理产生深刻影响。

 

以上这些都说明，不能简单地用游戏价值观来看待围。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围棋虽然在自然形态上是一种智力游戏和智力博弈活动，但是它在国家民族精神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远远超出了这个范畴，应当从更高的层次、视野和境界，来看待围棋的内涵、价值和功能。

 

围棋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民族文化的瑰宝、高度智慧的结晶，这种地位不是任何人封赐的，也不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主观结论，而是人们在反复实践和比较中认识中认识到的，是随着社会和文明的进步而不断深化和升华的。这一过程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围棋的活动是在春秋时期。当时与围棋一起在社会上流行的还有六博棋、累棋等博弈活动。六博棋用投箸的方法来决定行棋的步数，累棋则以棋子叠垒的高度来决定胜负。博累棋因具有运气性和刺激性，宜于赌博，在当时浮躁、趋利的社会风气下流行甚广，远远超过围棋，直到西汉都盛极一时。但围棋作为一种高尚宜静的智力博弈活动，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随着秦汉统一帝国的形成，围棋向全国传播。东汉中后期，社会风气转变，文明程度提高，思想更为自由，人们不满足于掷彩行棋的非公平的竟智斗巧，围棋更加受到人们的喜爱和重视，而曾经盛极一时的博累棋逐步地走向衰弱，到唐代时完全消亡了。围棋的兴起、传承和兴旺，是历史的必然，它充分说明了社会选择的尺度和力量。

 

 

围棋作为反映和体现人们心灵自由的智力博弈活动，在很长—段时间里，被认为不符合传统伦理观念。主要表现在：认为平等下棋的方式影响上下尊卑关系，不符合封建礼教的等级观念；认为围棋使人们耽于娱乐影响对父母尽孝道，违背孝为先的理念，孟子就把“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当作五不孝之一；认为围棋倡导争斗博弈影响传统的礼节礼制，造成了简慢、相轻即“白黑简心”的现象。后来，人们逐步认识到这些观念都是不对的。从东汉中后期（公元2世纪中叶后）到魏晋时期，人们开始从生命意义上认识围棋的价值，把围棋作为自觉的艺术追求和精神寄托的工具，并把它纳入儒士必备的技艺。围棋与封建礼教的冲突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误解和非议，从本质上说，是人们对心灵自由、平等的追求与僵化的封建伦理道德和秩序之间的矛盾造成的。现在，那些反对围棋的封建礼教“宏论”早已被历史无情地拋弃。

 

 

人们在围棋活动的实践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围棋本身具有娱乐、教育、竞技、交际、健身等各方面的功能，某些弈棋活动的负面作用不能归咎于围棋本身，而是人们自己处理不好导致的，问题在于对“度”的把握，而不在于围棋本身。“下棋误国”的看法是错误的，就如同“红颜误国”一样，其实是把统治者的责任无理地推给了围棋。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普遍认识和肯定了围棋的功能和价值，确立了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   

 

 

 

围棋起源于中国，是黄河文化的产物其形制弈法等都饱含着文明母体的基因和特征。围棋的具体起源有多种说法，但从考古发现来看，围棋应该象中华名族的许多艺术形式一样，不是某一个人的发明创造，而是经过了一个萌芽、成长过程，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被补充和完善，是民族的集体创造和智慧结晶。围棋起源的最大可能是，发源于上古时期的结绳而治、河图洛书和周易八卦，因为其形制、内涵与这些中华文明的源头相符。

 

围棋的基本特征可以从多方面作出概括，但就其基本的、本质的特点而言，主要是指其棋子、棋盘设置和行棋方法、规则方面的特点，即围棋作为棋类项目的一种，与其他棋类项目的不同点。

 

围棋的基本特征、主要特点集中表现在以下13个方面：

 

 

围棋与其他棋类最重要、最根本的不同，在于目的的不同，即决定胜负的根本方式不同。    围棋从本质上来说，是由比较效益决定胜负。胜负是看看哪一方子力占据实地的平均效率和总效率谁更高。

 

 

围棋是空秤开局，与国际象棋、象棋等的列阵开局有根本的不同。围棋对弈双方是按照布局、中盘、收宫的进程，逐步进行力量的布设、投放和运用，体现的是战争从谋局、布局、战局到终局的纵向全过程。

 

 

围棋棋盘没有固定划分的双方子力布设和活动的范围与界限，也没有固定划分的特殊子力布设和活动的区域与界限，如象棋、国际象棋、军棋棋盘上的楚河、汉界、前线、王宫、大本营等等；而是把棋盘中的所有纵橫交叉点，即全部空间范围，提供对弈双方作为交战       的战场。

 

 

围棋棋子没有特殊的身份标志，没有严格的等级界限，也没有固定的力量含义。围棋的每一颗棋子都是平等的，可以在棋局中扮演任何角色，担当任何任务。

 

 

围棋子力的能量和价值不是单独体现，更不是预先设定其能力来体现其在棋局中的价值。围棋是通过子力的集合，即一颗棋子与其他棋子形成一定的的结构，如包围、分断、破眼、收气、围空等等，才能体现其能量和价值。

 

 

围棋棋子的行动方式没有固定模式，没有预先设定的走法与线路，如车路、炮路，马步、象步等，而是自由选择投放点，是棋子运用自由度最高的棋类运动。

 

 

围棋体现了静止与运动的高度统一。围棋棋子投放后己方不可移动，通过逐个投子形成结构性的运动，即通过不断组合变化的棋形结构来体现运动的本质。

 

 

围棋棋子或棋子集团的生存，取决于自身所具有的“气”。“做眼”而得“气”，破“眼”而断“气”，是行棋中决定生死存亡最重要的原则和技术。

 

 

国际象棋、象棋等棋类项目棋盘上子力数量由多变少，反映双方交战进程中兵力折损的程度。围棋棋盘上棋子数量变化由少变多，反映的是博弈双方势力范围划分的程度，即从抽象到具象、从大体到具体、从模糊到精确的演进过程。

 

 

围棋博弈是虚与实的演化，即代表无形利益的“势”与代表有形利益的“地”相互转化，构成战局进程的主线。“势”的优劣最终要通过“地”的多少来决定，模糊状态的比较最终要通过精确计算的结果来体现。这是对弈中的结果来体现。这是对弈中虚实关系交织与变易的根本和实质所在。

 

 

围棋对弈中特殊位置的关键点在特定棋形下可以反复争夺，即“劫争”。劫争体现了生  死存亡的相对性和利益转換补偿的调和性。

 

 

围棋计算与判度的复杂和高深程度，在所有棋类中居于首位。另外，围棋计算与判度上一个突出矛盾，是精确性与模糊性的相互交织与转化。在模糊状态中作出相对准确的判度，由模糊状态逐步向精确化靠近，最后达到精确化，使围棋的计算具有了一般程式化计算所无法达到的高深程度。这是迄今计算机无法与人进行高层次围棋对弈的重要原因。

 

13、胜负的相对性

 

围棋与其他棋类项目相区别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胜负不仅具有绝对性，而且具有相对性。围棋是以比较效益决定胜负，这就导致胜负的界限具有一定的幅度。多半目是胜，多十目甚至更多也是胜；反之，少半目是负，少更多也是负。胜负的相对性，决定了行棋得失和局面优劣的判断与选择，都具有一定的空间和范围；与此相关联，行棋的态度与方法，也具有一定的空间和范围。这是围棋重要的本质特征。

 

围棋的这些基本特征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渊源，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维特征和精神品质，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围棋行棋和结局变化量的数学结论，在精确与模糊两个方面达到的高深程度，都使围棋当之无愧地居于思维博弈运动计算水平的巅峰，居于人类脑力运算能力的巅峰，成为中华民族善思、精算、多谋的象征。

 

中华民族长于谋略，拥有世界第一部完整的军事经典《孙子兵法》以及大量的古代兵书。相比之下，西方思维方式不具备这些典型特质。

 

 

围棋充分体现了公平理念，它改变了最早的棋类以掷彩行棋的非公平的竞智斗巧，而代之以公平的行棋方式，这与中华民族追求公平的理念相一致。当年陈胜、吴广起义提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是这一理念的集中体现。围棋充分体现了平等理念，每个棋子身份地位是平等的，只有被不同的位置、即参与不同的实践才体现出不同的价值，这与中华民族追求平等的理念相—致。儒家有民本思想，《孟子》里有“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等带有强烈平等色彩的观点。围棋充分体现了均衡理念，强调把握全局、双方接受、攻守平衡、降低风险等，这与中华民族追求中庸、中和的理念相一致，即注重利益均衡、转换和调和。

      

 

围棋强调子力作用的整体性，对弈中投放的每一粒棋子，都是布下的一个能量要素，只有有机组合、聚合成形，才能生成和释放出巨大能量。中华文化历来以重视整体利益著称于世，视天地万物为一体，人与天地为一物，以中正、和谐为社会的理想境界，这些构成了我们民族整体至上的思想观念与共同心理。

 

 

围棋对弈者的人格形态产生深刻影响，弈者在弈棋中可以砥砺性格、涵养性情、培养坚定沉稳的品格作风。三国时关羽刮骨疗毒，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与属下弈棋，镇定自若，被“惊为神人”。后汉名士孔融一双小儿女在大难面前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也与下围棋密    切相关。据《后汉书•卷七十•列传第六十•郑太孔融荀或》记载：孔融，字文举，孔子二十世孙。与曹操积嫌，曹操指使人告他大逆不道，被捕入狱，连同妻子儿女皆被杀。“初，女年七岁，男年九岁，以其幼弱得全，寄它舍。二子方弈棋，融被收而不动。左右曰：‘父执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毁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遗肉汁，男渴而饮之。女曰：‘今日之祸，岂得久活，何赖知肉味乎？’或言于曹操，遂尽杀之。及收至，谓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见父母，岂非至愿！’及延颈就刑，颜色不变，莫不伤之。”这是围棋史上表现人的精神品质的千古绝唱。一双小儿女在举家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从容弈棋，沉着淡定，甚至视死如归，表现出极高的人生境界。

 

淝水大战时，东晋与前秦符坚的兵力对比是八万对八十万，相差悬殊，形势危急。谢安受命任征讨大都督，他的侄子、前敌将军谢玄急于请示退敌之策，谢安从容镇静，邀谢玄对弈以稳定其情绪，激发其斗志，表现了作为战略家的胸怀气度。这些弈者表现出的超凡冷静的自控力，根源于我们民族沉着刚健、坚忍不拔的优良传统，也与围棋文化熏陶密切相关。      

 

 

国家智力形态是一个国家集中表现出来的各个方面智慧形成的结构和表现形式，其构成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各方面智慧，同时也包括智力博弈方面的内涵。国家智力形态是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观念形态的重要内容，对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民族昌盛具有重要意义。

 

对围棋与国家智慧的关系，古人早有论述。东汉班固指出，围棋“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权，下有战国之事，览其得失，古今略备”，对围棋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作用，讲得很深刻。今天，我们从国家智力形态的高度分析围棋与国家的关联，就要从围棋所蕴含的哲学思想、战略智慧、与国家软实力的关系、在大国博弈中的作用、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等方面来进行深入探讨：

 

 

哲学是一切智慧的思想根源，哲学的高度决定一个国家、民族思想的高度。围棋是哲学内涵最为丰富、深刻的智力博弈运动。围棋本身所具有的哲学内涵主要包括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黑白两极；对立统一的宇宙观。

围棋的形制与自然法则契合，反映了人们对宇宙运动现象的认识与把握。

 

第二个层次，是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有机融合、高度统一的思维形态。

围棋没有任何文字符号和立体形态，完全是以图形的构造与变化体现深刻的逻辑思维。

 

第三个层次，是对行棋关系与进程的辩证思考。

这是我们常说的围棋哲学内涵的主要部分。围棋进程充满了辩证关系，辩证法的基本要素、范畴和规律，包括矛盾双方的关联、依存、斗争和转化，都在围棋中得到充分体现，具体表现在以下二十多对范畴上：

 

活与死，优与劣，主与次，大与小，厚与薄，虚与实，势与地，攻与守，得与失，先与后，凶与稳，快与慢，动与静，正与变，俗与妙，急与缓，高与低，腹与角（边），连与断，等等。

 

掌握辩证法，特别是相对与绝对、对立与统一、全局与局部等辩证法原理。围棋是哲学素养和辩证思维的训练场。通过自觉地在弈棋中体悟围棋的哲学内涵，对提高哲学素养和辩证思维能力有很大帮助。

 

日本的名誉棋圣藤泽秀行总是用“懂不懂哲学”来教育年轻棋手，就是这个道理。围棋所包含的哲学原则与现实生活中的哲学原则是相通的。

 

吴清源先生提出的围棋理想是“中和”，倡导“中”的精神，实质是强调全局、大势、整体和均衡，其中融入了中国古代优秀哲学思想，不仅对围棋，而且对社会各方面的实践都有启示借鉴作用。现在我们党在世界范围内对资本主义的关系，就形成了长期并存、共处竞优的思想，不仅在政治理论上，而且在博弈思维上，达到了很高的哲学境界。

 

 

围棋被称为战略的游戏，体现的是战略的艺术。战略的本意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现在广泛地延伸为各个领域指导全局的根本性政策。战略的突出特点是全局性、关联性、发展性，而围棋最重要的是大局观。围棋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度势、布势和张势的智慧，这与一般战略筹划、指挥和操控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围棋是谋略最深厚的竞技，能谋略是思维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

 

狭义的谋略主要指抗争谋略，特别是军事谋略。

 

广义的谋略指思维的技巧，是解决复杂矛盾问题的巧妙方法，具体表现为政治统御、军事指挥、社会管理、经济运营以及体育竞赛等各个方面的智谋运用。

 

围棋谋略运用主要体现在“权变”和“诡道”上。权变就是奇正之变，权衡利弊而变化，不拘常规，不守一术；诡道就是在增强构思和行棋手段、步骤上的隐蔽性和伪装性上下功夫，示假隐真，虚实结合，麻痹对方，最后战而胜之。围棋谋略不仅可应用于军队作战，也可应用于商业经营和社会治理。围棋的许多重要理念和思路是社会管理文化的鲜活内容，包括目标确立、总体筹划、步骤安排、过程控制和各种情况的处置等等内容。

 

围棋对于从政的意义，一个很重要方面是可以作为识人识事的一种方法途径。

 

汉宣帝刘询通过下棋对陈遂颇为赏识，下诏任命他为太原太守。而陈遂很有自知之明，婉言谢绝。后来陈遂还是凭本事当了大宫，不过那是在宣帝去世以后，说明宣帝没有看错人。蜀魏汉中之战，大将军费祎自成都率军往援。临出发前，光禄大夫来敏到费祎处请下围棋。下完棋后，来敏对费讳说，刚才我有意观察你，看到你沉着对弈、毫无厌倦，此去必可退敌。后来战局发展果然如此。东晋首任宰相王导曾亲自与少年才子江彪对弈，局后对客人说：“此年少非惟围棋见胜。”后来江彪果然成为国家栋梁之材，宫至吏部尚书。

 

 

 

现在有的国家已经把围棋当做一门学问进行研究，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大学开设围棋学专业，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围棋既有艺术、哲学、文化方面的特点，也有数学、认知科学层面的特征，把围棋作为一门交叉学科进行建设，不仅对围棋本身发展，而且对促进科学文化进步、提高国家软实力具有特殊意义。

 

 

围棋无论是作为一种智力竞技还是作为一种艺术技能，总体上是属于国家的文化范畴，而文化是构成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1990年提出“软实力”概念，认为“软实力”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社会制度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同化力和规制力。

 

“软实力”相对于武力等“硬实力”而言，它比强制威胁的方式更文明，也更持久。这一理念已被国际间普遍关注并加以引用和使用。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说过，中国向世界出口电视机，但没有向世界出口电视节目。出口电视节目，就是国家软实力的一种具体体现。我们在世界上推广围棋，实际上就是在扩大中华文明的传播与影响，把围棋的独特内涵转化为国家软实力。关键是要深刻揭示和深入宣传围棋作为最高层次的智力竞技运动对人类共同的好处。围棋直接的功能，是使人们在高雅休闲的状态下，得到脑力计算能力、辩证思维能力、谋略运用能力和心理控制能力的锻炼，这是其他智力竞技运动难以达到的，是在信息时代使人类脑力达到更高、更快、更强，防止弱化、退化的有效方式。世界对围棋的认同程度越高，围棋作为国家软实力的作用就越大。日本、韩国都把向世界推广围棋作为提升软实力重要举措。上世纪以来，围棋在世界上的推广主要是日本在做，后来韩国逐步加入这一工作。韩国政府今年有10亿韩元预算支持围棋对外交流，其中1亿韩元用于中韩两国政府官员之间的围棋交流，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一些外国人以为围棋来自于日本或韩国，不知道围棋是中国的发明创造和文化瑰宝，这说明我们的工作还不到位，需要切实加大力度。要推动围棋进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阵列。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界公认的，属于全人类的文化瑰宝和精神财富。围棋作为中华民族创造的宝贵精神文化成果，理所当然地应当进入名录，得到承认和尊重。通过申遗推动围棋得到世界性的确认，促进围棋的推广普及。要加强对围棋的深入研究，充分发掘其功能作用。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大国之间既相互合作与借重、又相互竞争与制衡，围绕争夺和维护战略资源、战略要地和战略主导权的斗争更趋激烈和复杂。

 

一方面，通过围棋传达大国间的外交意向。2009年，美国总统奧巴马就任后第一次来华访问，送给国家主席胡锦涛的礼物是一副围棋。奥巴马这一举动，表达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但可从中解读出更深的内涵。美国人称当今世界是“G2”即美中两国的对弈，对此我们并不赞成；美国人希望的是按“现有的”即西方主导的规则行事，对此我们当然也不赞成；对弈是以斗智为主，美国人口头这样说，实际并不一定这样做，使用战争方式达到政治目的仍是西方世界的逻辑，现在北约在利比亚就是这样。美国元首向中国元首赠送了这样一副中国围棋，在尊重外，也传达了某种国际政治内涵；这是另一种形态的大国智力博弈。围棋成为这种博弈的载体，决不是偶然的。

 

另一方面，通过围棋来掌握战略思维特征分析战略动向。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其新著《论中国》中指出，中国的宏图战略与围棋的下法颇为相似，围棋博弈融汇了中国战略思维的精髓。美国陆军战争学战略研究所2004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围棋角度剖析中国“势”的概念，探究中国的战争与外交方式，提出应对之策。作者指出，“势”属于中国战略思想中的重要范畴，包括四个涵义：

 

一是“奇”“正”相生；

二是将积蓄的能量释放为压倒性的战斗力；

三是利用最大潜能创造有利形势，以达到政治目的；

四是利用并确保主动。

 

作者认为，中国通过发展经济、修补与邻国的关系、解决边界争端，已建立了坚固的大本营和战略上有力的“势”；中国通过海峡两岸的经济社会合作、建立有效的军事威慑、使美国遵守“一个中国”政策，正在成功地为和平统一台湾造“势”。此外，围棋可作为战略博弈的训练工具来提高国家战略能力。上述研究认为，围棋蕴含如此之多的战略内涵，只要有基本的围棋知识与经验，即可为美国政治与军事智慧锦上添花；美国通过围棋来学习中国注重谋略、注重“伐交”的方式，在重视力量的同时，通过外交手段增强其全球领导力。美国人尚且如此，我们中国人更当何为？

 

 

 

构建和谐社会是党的治国理念的重大创新；和谐世界理论则是要致力于实现不同文明和谐进步，以实现建立包容的世界的目标；和谐文化是创建和谐世界、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基础。陈毅元帅说过：“棋虽小道，品德最尊”。在构建三个“和谐”方面，围棋有特殊作用。围棋作为文明、平等的心灵交流形式和智力博弈活动，蕴含“和而不同”、“利而不同”的文化精神，有利于人的和谐相处。围棋作为一项“精英运动”，有利于社会骨干层的和谐稳定和发展。当代社会，围棋普及的范围有很大发展，但主要还是在领导干部层、知识分子层和企业高层这三个圈子，即社会精英层面流行。围棋人口的质量和社会能量，远远大于其所占的自然比例。围棋的这一特征，使它在社会文明较高层面的沟通、交流、融合作用十分明显。发挥围棋的这一功能，将对构建和谐文化、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产生积极、有益的作用。

 

 

 

国家是围棋发展的母体，国家发展是围棋发展的基础和必要条件。围棋的文化、思维特性，决定了它远比其它智力竞技运动更直接反映和依赖于国运状况。作为职业棋手，要认识到国家命运是决定围棋命运的首要因素，打牢国家意识的思想基础。

 

 

 

围棋有其自身理论和技术的发展轨迹，但棋运的兴衰从根本上是与国运的兴衰紧密相连的。古代到近代以前，中国围棋从兴起、拓展、深化到高峰的轨迹：与封建国家兴盛的进程总体符合，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围棋的衰落，则是国家衰败的直接写照。从大的历史脉络看，总的规律是国运兴、棋运兴，国运衰、棋运衰。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对棋运的兴衰起着根本的决定性作用，但具体到某一时代，棋运兴衰与国运兴衰并不是简单的直接对应关系，而是特定时代环境下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运影响棋运的主要因素有四点：

 

一是经济社会繁荣程度。经济社今是围棋发展的物质基础，经济社会越发达，围棋就越具备发展的有利条件。

 

二是统治阶级的提倡程度。统治阶级提倡是围棋发展的有力的推动和可靠的保障。

 

三是文化氛围的浓厚程度。文化氛围是围棋发展的必要条件。不论是在宫廷、在军旅还是在社会，下围棋需要这样一个文化氛围。三国时期是乱世，为什么围棋能够兴起，就是因为东汉中期以后人们尊重围棋，形成了一个特定的文化氛围。

 

四是有闲阶层的发展程度。有闲阶层指有一定文化修养和稳定生活环境的人群，是围棋发展的主要依托。有闲阶层数量往往与经济发展程度呈正比，经济越繁荣，人们的闲暇时间越多，对围棋等娱乐活动的需求就越多。

 

以上四个因素都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指标，对围棋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棋运兴衰系于国运兴衰，在清代表现最为明显。清代康雍乾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盛世，围棋也进入了座子时代的顶峰时期，而雍乾时期的国手范西屏、施襄夏尤称高峰中的高峰。这决不是偶然的现象。那个时代政治安定、经济繁荣、民丰物阜，整个统治集团对物质享受、精神愉悦的需求越来越高，社会文化氛围迅速发展。182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32•4%，领土面积达到1300多万平方公里。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国手们能够心无旁骛地在棋枰上施展聪明才智，而前人积累下的极其丰富的棋艺经验也为棋手提供了充分的养分，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造就了围棋在中国古代的巅峰。鸦片战争爆发后，由于外敌入侵、封建社会腐朽没落以及内部军阔混战，中国社会进入长达百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大地上出现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在这一灾难下围棋也逃脱不了衰落的命运。政府无暇顾及围棋发展，有才智的棋手得不到施展的机会，不得不为衣食奔走，只能以很少的精力来搞围棋。如此，还要求他们有盛世国手一样的绝技，是根本办不到的。1909年，日本棋手高部道平四段来华，我国名手都被高部降为让子。这里有技术上的的原因，如座子的得失，可以作辩证分析，但主要原因还是社会环境的恶化。直到党领导人民打败了侵略者、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才为新中国围棋的再度发展奠定了条件。

 

 

日本围棋是魏晋至隋唐时期大约4-8世纪，从中国传入的，在日本战国时代和幕府时代(16世纪中叶后)，开始平稳有序发展。

 

1853年美国舰队兵临日本，国势衰颓，围棋界也受到影响。

 

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提出“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口号，创新求变，使日本经济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日本围棋也逐渐走向繁荣。日本不仅靠自身的变革，而且靠侵略和掠夺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这当中包含大量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和资源。

 

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获胜得到中国二亿两白银赔款和三千万两白银赎辽费，合三亿五千万日元，而当时日本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是八千万日元，赔付额相当于日本政府四年的财政收入，日本朝野上下“顿觉富裕”。

 

1901年八国联军侵华后签订的《辛丑条约》中国共需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其中给日本的赔款有3479万两白银。这些赔款给中国带来了沉重负担，当然也包含着破坏了中国围棋发展的社会基础。在考量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围棋发展的历史背景时，这笔帐是不能不算的。而日本围棋在20世纪初至二战前迎来了黄金时代。二战期间和战败后，日本社会的整体结构没有破坏，日本围棋发展的基础没有受到致命打击。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重新起飞，日本围棋再一次恢复了活力。特别是50年代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给了日本大约36亿美元的“特需”订货。靠美国的扶植和日本自已的努力，日本经济走出困境，并转入持续的快速发展，1987年超过苏联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日本国力的兴盛为日本围棋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日本围棋恰恰就在这一时期走上了巅峰。成为世界领先的围棋强国。

 

回顾整个围棋史，日本在明治维新（1868年后）到20世纪90年代初大致领先了100多年，对围棋的发展作出了阶段性贡献，主要包括布局革命、赛制创新、围棋机构设置、竞技技术发展和把围棋推向世界等。但是随着90年代日本经济危机和发展停滯后．目本围棋也受到影响，同时也受到传统观念、传统方法的束缚，日本围棋发展缓慢，现在总体上落后于中韩。以此为标志，日本对围棋发展的阶段性贡献已基本告一段落。

 

围棋在三国时期（公元3世纪）从中国传入朝鲜半岛。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停战后，韩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围棋也进入了有序发展轨道。

 

上世纪50年代，韩国与中国台湾举行了围棋比赛。1955年，韩国现代围棋的先驱赵南哲率围棋代表团访问台湾，受到当时台北围棋协会理事长周至柔将军（台军“空军总司令”）和台“国防部长”白崇禧将军的迎接。从1962年到1992年韩国连续实施了6个五年经济开发计划，经济发展进入高速增长阶段，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伴随着韩国经济的腾飞，韩国围棋也得到迅速的发展。

 

1981年赵治勋夺得日本名人和l989年曹熏铉夺得首届应氏杯，都在韩国掀起了规模宏大的围棋热。

 

上世纪90年代后韩国出现了李昌镐、李世石这样的顶尖棋手，到本世纪初处于世界领先位置近20年。1997年韩国经济被卷入亚洲金融危机之中，遭遇严重挫折，90年代末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整和改革，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为围棋的继续发展提供了条件。韩国围棋主要在创新精神、行棋风格和竞技技术等方面作出了阶段性贡献。

 

日本和韩国围棋的发展轨迹进一步证明了国运与棋运的内在关系。对日韩两国在现代以来为围棋发展作出的阶段性贡献，我们应该给予承认和尊重。现在从总体上看，这种阶段性贡献已基本告一段落。中华文化有包容兼收的特点，善于学习、勇于变革是我们民族的精神特征，下一步围棋运动发展的关键要看中国了，这是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相联系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围棋的复兴是我们民族复兴不可缺少的部分。

 

 

围棋诞生4000年来，中国围棋居于世界最高水平达3800多年，只有在鸦片战争之后一百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围棋落后于或曾经落后于他国。新中国成立后，把围棋事业的发展同整个国家民族的振兴联系起来，吹响了中国围棋在新时代复兴的号角。

 

 

当代中国围棋主要是竞技围棋，呈现出波浪式前行发展的总趋势。有三个突出的波峰发展阶段：

 

一、是20世纪60年代，崭露头角。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年轻围棋国手，开始与当时处于世界围棋领先地位的日本高段位棋手进行直面交锋，取得较好成绩，预示着中国围棋复兴的大幕揭开。

 

二、是20世纪80年代，冲击霸主。中国新一代年轻棋手在举世瞩目的中日围棋擂台赛中迭克强敌，节节胜利，取得三连胜的佳绩，撼动了日本围棋所占据的霸主地位，标志着有中国围棋开始回到世界围棋的先进行列。

 

三、是21世纪初叶，争夺巅峰。经过艰苦、扎实的准备和持续奋力拼搏，从2005年起，又一代中国年轻棋手冲破韩国围棋壁垒，夺取一个又一个世界大赛冠军，使世界围棋版图出现了崭新的格局。现阶段世界竞技围棋的格局或总的态势，可以概括为：东亚领先，两强争霸，日本追赶，新锐涌动，群国涉足。

 

进入新世纪，中国为围棋在世界范围的推广作出更大贡献的历史机遇来临了。正在蓬勃推进的中华民族的复兴，国家的日渐强盛，为围棋在中国的重新崛起和重回世界巅峰，营造了良好的环境条件和社会基础。2010年我国GDP达58786亿美元，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军力持续增长，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影晌力不断增强，在国际体系中的话语权不断增加。从经济收入的状况看，我国社会阶层结构正在逐步由金字塔形结构向橢园形结构发展转型，中等收入阶层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中产阶层数量已达到全国人口的大约23%（3亿左右），而在大众层面，在广大城乡，由于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也广泛地播下了围棋的种子。也就是说，围棋发展的受众群体非常广阔。加上电视和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为围棋的教育、普及和传播提供了全新的技术手段。

 

我们应当高度珍惜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让棋运伴国运齐飞，促进围棋在世界的推广普及，树立成为世界围棋中心性大国的战略目标。具体内涵包括：

 

—、是要确立中国围棋在当代世界围棋竞技中的领先地位，在世界大赛上夺取优异成绩；

 

二、是要在围棋规则的统一中发挥主导地位，为围棋在世界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三、是要在围棋力量的发展上形成主体地位，依托人力、物力资源的雄厚基础，形成中国职业棋手和业余围棋的集团优势；

 

四、是要在围棋的推广普及上形成主力地位，完善在国际国内更大范围和空间普及推广的工作网络和工作机制；

 

五、是要在围棋文化建设上形成主流地位，深化对围棋本质、内涵、功能、历史、美学和艺术的研究交流，营造有利于围棋发展的浓厚社会氛围。我们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抓住机遇，乘势而上，不懈奋斗，逐步形成我国世界围棋中心性大国的领导形象和主导地位。

 

 

中华文明是世界六大古代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形态，围棋是世界上唯一依托原生民族国家保存和发展起来的主要棋类活动，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人类的智慧之果。今天，我们应当有这样的认识：中国围棋在世界上不领先不起祖宗，对不起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我们要深刻认识中国围棋发展的重要意义，充分认清自身肩负的责任，更加努力、更加自觉，尽一切力量，实现崇高目标。

 

 

各种体育竞技和文化艺术活动都有为国争光的责任，围棋也不例外。但围棋运动对国家的责任还不仅仅在此，围棋的发展对于树立民族的形象、传承民族文化瑰宝、发挥国家软实力和建立和谐社会具有特殊的意义。竞技围棋成绩是围棋事业发展的旗帜、号召和动力。在围棋的各种比赛中，要把以“中国”名义参加、关系国家荣誉和形象，即重大国际比赛夺冠，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作为高于一切的任务，其他一切必须服从和让路。这样的要求并不意味着没有夺冠就没有尽责，那是不客观的、非理性的。一个国家发明的运动项目，是属于全人类的，各个国家、民族都参加，都争取夺冠；才能最大限度地体现它的价值。足球和乒乓球是英国人发明的，但并不能要求英国人一定得冠军，事实上他们也很难得到。但围棋作为智力竞技运动，比一般体能竞技运动更多地承载着国人的情感和希望，因而肩负的责任也就更大。在外国人发明又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的运动项目上取得突破，固然对国人有巨大的鼓舞；而在被视为民族文化瑰宝的运动项目上夺冠，意义更非同寻常。

 

 

围棋国手在中国文化史上从来都具有崇高的地位。历代著名国手从战国时期的弈秋到晚清的陈子仙和周小松，初步统计有110多人，他们不仅受到精英阶层的推崇，也受到普通百姓的尊重。现在国手受社会尊重的氛围依然如此。不仅在中国，在日本和韩国也是这样。日韩两国都重视对围棋国手荣誉的肯定和表彰，日本设置有“围棋殿堂”、每年一届的“棋道赏”、各种头衔隆重的“就位仪式”等，韩国则设有年度围棋大奖和颁奖典礼。1989年曹熏铉夺得首届应氏杯归国时，受到万人空巷式的夹道欢迎和总统的接见，被授予国家银冠文化勋章，成为韩国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这既是对优秀棋手的鼓励，更是围棋文化性、国家性特点的突出体现。中国人的围棋情结中饱含着浓郁的民族自豪感，夺取锦标，保持中国在世界围棋运动竞技的领先地位，是所有中国棋手的崇高责任，是广大国人特别是棋迷殷切期盼。棋手要有国家意识、使命意识、拼搏意识、奉献意识，树立崇高追求，保持高尚情操，自觉以围棋立身，不断提高棋艺水平，以优异的成绩和自觉的奉献，报效国家、报恩人民、报答社会。

 

 

围棋事业的发展，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政府部门、专业机构在推动围棋事业发展中是领导者和主力军。不同行业也都要认识自身的责任，以强烈的责任感来支持包括围棋在内的优秀文体项目。支持围棋本身就是爱国的表现。媒体在传播、宣传围棋这一国粹具有特殊的优势，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媒体对播出节目的选择，有趋利性是正常的，但更要有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比什么都重要、都宝贵；中国第一份《围棋报》的创办者王振华，原是湖北一个中小城市的普通工会干部，但他以中国围棋的发展为己任，倾尽所有，历尽干辛万苦，为中国围棋鼓与呼，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我们每个人都应学习这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来支持国家软实力的提升，为围棋事业的振兴、为国家的发展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